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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外套,站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牌子下,手里攥着一个掉了瓷的搪瓷杯。杯身上印着的红星信箱734早已模糊,只有边缘残留的红色油漆,还能看出当年的鲜亮。他咳了两声,胸腔里传来熟悉的钝痛——三个月前在深圳的医院,医生拿着CT片,用同情又冰冷的语气说：晚期肺癌,最多还有半年。那一刻,他躺在病床上,望着天花板,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恐惧,而是那个重复了几十年的念头：得回去,得找到734。六十年代末,他出生在秦岭深处的红星厂——对外只称734信箱,是三线建设时建的军工企业。父母是从上海来的工程师,他的记忆里,只有母亲抱着他在车间外的梧桐树下喂奶,父亲穿着蓝色工装在机床前忙碌的碎片。三岁那年,一场特大洪水冲垮了厂区的围墙,泥石流裹着巨石滚下来,整个基地乱成一团。他记得母亲抱着他跑,后来有人把他塞进一个箩筐,再后...